即将开始的人口“争夺战”!

1评论 2015-04-14 08:05:16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陶杏芳 涨停板套利三天赚20%

  从东北经济说起,认真谈谈人口问题

  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长春再次主持召开东北经济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东北发展相关工作,东北经济又一次成为全国焦点。

  人们关注东北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大多会从产业结构、经济政策等原因入手,寻找破解之策。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另一个观察角度,即东北的人口问题。在此前一期关于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的专题中,我们也曾从人口角度切入分析东北的转型问题,并得出一个对东北来说颇为严肃的结论。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让人们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而经济发展的实现有必须依靠人的行为。如果从驱动经济发展的要素这个角度来看,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是组合其他一切生产要素的主体,因而,人口的数量、结构乃至习惯,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不过,人口的数量、结构以及习惯的变动,往往不是在短时期内可实现的,因而其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在一两年之内,并不能看出人口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影响,但一旦将时间的跨度拉长到5年、10年乃至30年,这种影响就会异常明晰。

  中国的人口存量,恰似储存在空间海绵中的水分。在过去几十年间,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存量,可以有充足的水分滋润东部那些先行发展的地区,但如今,当劳务派遣公司需要深入到云南、贵州的大山之中寻找工人时,海绵中的水分已越来越少。

  一般说来,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率,是左右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键因素。几乎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口红利在2012年开始出现拐点,随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这种相关关系并非偶然。

  但有另外一个指标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内部各区域经济的影响更加重要,那就是流动人口的比例。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庞大的人口迁徙潮流,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奇迹,其中明星城市的崛起更是受惠于亿万移民的迁入。

  人口流动一旦形成趋势,其对流入和流出地区的影响就几乎不可逆转。那些“人口顺差”地区,大可以充分享受从数量到质量等各方面的红利,对其经济形成正向效应;而那些“人口逆差”的地区,则相反。

  本期“国家经济地理”,正是从人口流动这个角度入手,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变局。(文/郑升)

  流动之手:即将开始的人口“战争”

  导读:“在国内,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也就导致人口的流入流出产生不同的效应。比如,现在,当产业向中西部迁移时,安徽、四川回流明显,而黑龙江则几无回流,也导致区域表现各异。”一位学者表示。

  当人们仍在为放开“二胎”、“延迟退休”等问题纠结不已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决定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关键因素。

  一般说来,传统上经济增长高的地区,其人口增长会慢下来;而经济增长慢的地区,人口增长会比较快,如欧美日诸国莫不如此,但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成立。

  即使中国已进入“新常态”,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等地区等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已逼近某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保持在较高速度。

  因为有另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经济的脉搏——流动人口。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数据发现,来自中部地区的年轻人不仅没有“逃离北上广”,而是继续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聚集。“逃离北上广其实是个伪命题,人口向东部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不会变,这一点与日韩等国的人口变化一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一位学者表示。

  这种人口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使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得以补充,进而降低其社会抚养比,拉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熨平因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经济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则使其陷入“人口逆差”的困境,其影响甚至波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

  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的需求已经开始显露,或许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争夺战”已经开始。

  人口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出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18%的人口离开本地或本省在外生活。

  东北地区是人口流出最明显的区域之一。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

  但东北地区并非人口流出最多的省份,安徽、四川等中部和西南省份跨省流出人口最多。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测算,目前跨省流动人口已占全部流动人口的38.9%。其中,人口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出,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六省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

  “人口流出主要是从农业大省流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教授指出,“农业大省的就业机会少,青壮年劳动力只能出去就业”。

  综合各省统计部门不完全统计,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中,安徽省2014年净流向省外半年以上人口852.9万人,比上年减少45.8万人,但仍占当年全省常住人口的14.02%。河南省外出人口数量也持续增加,2013年河南省外出人口占本省户籍人口已超过20%,其中流向省外占55.7%。贵州省2013年全省新增净外出省外人口2.5万人,比上年减少4.5万人,外出总规模达760万人。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的流出同比下降约5.6%。段成荣指出,近年来,国内人口流动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并不是很明显,因为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趋势未变。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生龙表示,跨省人口迁移的因素依次是迁出省人均GDP、总人口,迁入省的人均GDP、迁移存量。

  虽然最近10多年来已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战略等政策,但目前区域和城乡差距仍十分明显,这为人口迁移提供了根本动力。刘生龙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将会呈不断扩张之势。

  逃离北上广是“伪命题”

  跨省流入人口中,人口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地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广东的珠三角,长三角的浙江、上海、江苏,北京,海西经济区的福建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

  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先手机遇,广东最早成为流动人口流入重镇。2013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1.06亿人,其中外来人口占26%。2000年-2010年跨省流入人口占该省新增常住人口的47.7%,接近一半。

  “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之前,虽然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但是珠三角的人口流入增速是最快的。浦东新区迅速开发后,大量吸纳劳动人口,长三角的增速又反超珠三角。”段成荣分析指出。

  由于人口流入过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部分地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甚至已经逼近本地人口数。其中,上海市2014年常住人口2425.68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占41%。北京市2013年底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38%。

  广东省个别区域甚至出现人口“倒挂”现象,外来常住人口数量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东莞2012年常住人口831.66万人,非户籍人口占77%。深圳2013年常住人口1062.89万人,非户籍人口占70%;但深圳实际常住居住人口数可能远超此数,深圳市人大2013年披露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深圳市流动人口已达1532.8万,为户籍人口的5倍。

  除了农民工进城,流动人口中从城市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也越来越多。段成荣表示,“近几年人口流动趋势发生变化,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约32%”。

  人口流动导致区域经济分化

  由于人口流出,黑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省市出现“人口逆差”,面临人口缩减压力。此外,东北三省还面临人口自然增速锐减的特殊情况。

  目前,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全部低于1‰,其中吉林在2012年降至0.36‰,黑龙江在2013年降至0.78‰,而辽宁省2011年至2013年已开始负增长,2014也仅回升到0.26‰。

  人口压力带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东北地区经济从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4年黑龙江省、辽宁省GDP增速不及6%,吉林省也仅6.5%。

  “在国内,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也就导致人口的流入流出产生不同的效应。比如,现在,当产业向中西部迁移时,安徽、四川回流明显,而黑龙江则几无回流,也导致区域表现各异。”前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

  对东部人口流入省份而言,“人口顺差”也是其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北京、上海等地每年由人口净流入导致的GDP增长可能达2个百分点,使得其GDP仍能达到7%左右。

  “农民工是东部劳动力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主体”,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过,目前青年人绝对数量下降,而中西部工资上涨很快,年轻人回内地工作动力增大”。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看待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阮荣平做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流动人口中高学历人口较多,人口流出短期来看使得流出省份人力资本下降,但是长期来看会刺激流出省份更加重视本省教育。而且流出人口大多户籍仍在本省,汇回本地的资金将增加流出地的创业等活动。

  “我们的测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左右,由于人口流动与生产要素等结合,流动人口因素对全国GDP的贡献率在23%左右。”段成荣表示,人口流动对GDP贡献显著。

  即将开始的人口争夺战

  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我国从此前的劳动力过剩开始出现局部的“用工荒”现象。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区域间人口流动与地方发展的人口需求冲突将会加剧,其结果是各个城市都面临日趋激烈的抢人大战。

  贺军表示,这一趋势已在我们的调研中得到验证,沿海、中部、西部内地已普遍出现招工难,高层次人才与普通劳动力都成为各地争抢的对象。

  “务工荒有的地方严重,有的地方不严重。凡是保护劳动者的地区没有务工荒,很多地方不善待劳动者就会很快吃苦头”。段成荣认为,“今后将会出现劳动人口争夺战,目前一些地区的公司派人去接务工人员,已经反映了这种趋势”。

  他表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2010占52%多一些,目前估计已经到56%甚至接近60%。“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挣钱后就不同,新生代更追求从农民到市民更彻底的转变,长远立足城市,脱离农村。城市只有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发展机会,才能接纳新生代农民工”。

  “目前没有看到流动人口大规模的回流,从中西部流向东南沿海的”,段成荣表示,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2014年底的第二次东北振兴规划、刚刚通过的长江经济带等如果规划能够落地,当地经济能够快速发展,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比如成渝经济区等也会有人口向其流入。

  辛继召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各地人口“年龄结构”

  “新生人口”账簿:几家欢喜几家愁

  统计数据显示,人口增长与GDP增速有一定关系,但这种关系断然不是线性的。

  本报记者取四个时间节点,选取各省市的历年出生率,可以将这些省市简单分为三个群组:高出生率群(蓝色)、中出生率群(红色)、低出生率群(白色)。将2014年各省市GDP增速从高到低排列,可以发现高GDP增速基本上能与有相对高出生率省市对应,反之亦然;但其中也不乏情况特殊者。

  “双高(高生育率、高经济增长率)”代表西藏、贵州、新疆,“双低(低生育率、低经济增长率)”代表吉林、辽宁、黑龙江,比较直观的反映出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其中,“双高”地区主要位于我国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本身经济体量小,劳动力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数据显示,2014年,贵州、新疆、西藏的GDP总量分别为9251.01亿元、9264.1亿元、920.8亿元,在31省市中排名靠后。这些省份本省经济基础薄弱。

  “双低”地区东三省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近两年东三省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减速,2014年黑龙江经济增速排倒数第二,而辽宁、吉林也分属倒数第三、第四,这与其人口出生率下滑呈现严重的正相关性。

  对于东北老工业地区来讲,劳动力需求大,人口繁荣与经济繁荣相关性紧密。东三省曾经历过很长一段的人口红利期,但较低的生育率已经影响到社会老年人口抚养比。以辽宁为例,社会老年人口抚养比一度从1995年的10.19%上升至最高峰14.85%;吉林、黑龙江也有类似的情况。

  除了生育率迅速降低之外,大量人口净流出是导致劳动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虽然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净流入,但是远比不上一个北京市。

  可以说,人口数量的红利,在东三省已经消失。而在另外一些省市,人口结构的红利则使其经济依然保持活力。

  譬如,天津市虽然是低生育率,但GDP增速始终名列前茅。一方面是因为天津经济体量不大,但更多的原因是大量人口净流入,使得这座城市实现了快速的人口集中、产业转变和经济增长。

  这也说明,天津对外来人口有足够的吸引力。此前《价值线》杂志选取了2013中国公共财政收入最高的50个城市,对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进行排名。其中天津排第六位,天津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高达1/3。因此,尽管生育率与GDP增速背离,从另一个角度看天津的经济增长仍然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推动。

  在中国,类似的地区还有北京、上海等。虽然这些城市人口增速并不大,但优质的外来人口,确保其相对巨大的经济体量能够继续平稳发展。

  而对于其他经济大省或者人口大省来说,生育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被淡化。广东的经济体量是全国最大的(2014年GDP总量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其生育率在中游偏上,但GDP增速则比较靠后。与之类似的,还有浙江、江苏等发达省份。

关键词阅读:人口红利 争夺战 理财产品 1980年 净值人士

责任编辑:卢珊 RF1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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