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财经股票大盘个股新股行情港股美股基金理财黄金银行保险私募信托期货社区直播视频博客论坛爱股汽车房产科技图片

纸币初始晋东南

2007年06月29日 11:01 来源: 金时网-金融时报 【字体:


  田秋平

  在我国山西省东南部,有一名为上党(今山西长治)的地方,其地处黄河中游,雄踞太行之脊。在这里发现的“下川文化”,证明早在2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释名》记载:“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荀子》称“上党”为“上地”。这里钟灵毓秀,神农尝草、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均出自上党,折射出上党历史文化的博大久远,积淀着民族优秀文化的无尽内涵。历史上,上党向以潞、泽、沁、辽四州十九县为其所属地域范围。秦统一六国后,置上党郡,此地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因境内潞(漳)水,隋开皇三年(583年)始有潞州之称谓。宋朝潞州属河东路。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朝廷升潞州为潞安府,增设长治、平顺两县,长治之称始于此。

  上党向为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得上党而望中原”之语。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为领导抗日,开辟革命根据地,先后在这里驻扎。揭开解放战争序幕的上党战役,也发生在这里。

  在这块土地上,还有一件未被人们认识的事情——上党对人类纸币产生之初的贡献。

  日前,记者在这里采访,遇到研究上党货币历史20多年的田秋平,他对纸币产生之初的晋东南关注尤甚,提出诸多自己的观点。本期我们推出田秋平对纸币初始晋东南时期的研究文章,他告诉我们,出现在这里的纸币是如何由雏形演变到成熟货币的。

  ——编者

  《考工记·叙》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质朴的智者创物论说明,任何事物的诞生,都有其被发明的那一时刻,那一地点,那一人物。事物的创造不是突然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摸索发展,当经验的积累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总要在某地由某人完成我们今天所称之为的“发明”,也就是“质”的突破。中国纸币的发展脉络也是如此,由萌发、雏形到成熟,本文论述的就是纸币在晋东南初始时期的情况。

  唐初萌发纸币的雏形

  货币,从它一诞生就充当着特殊商品的流通职能。在其流通和使用到了我国唐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交换的频繁发生,商业品种的与日俱增,异地间贸易的加快,随之而来,凸显出的是人们携带笨重的金属货币进行大宗交易所带来的众多不便。宋《清明上河图》中汴梁桥边,脚夫手推独轮车上那堆积如山的一贯贯制钱是当时景象的真实写照。于是,商人中的智者们苦苦追求、寻觅着一种轻便的物质去替代那负重不堪的金属铸币的“路径”。经过商人们的长期摸索,取代厚重金属货币的纸币雏形终于萌发了。

  史籍中第一次出现纸币的雏形,是一种叫“帖”的纸质墨书。唐朝《逸史》中有一篇尉迟敬德玄武门之变后避祸晋东南时的记载:“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锻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敬德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敬德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敬德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辞去。敬德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谴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一库。阅薄,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累日惊叹。”

  通过史料看出,在隋末唐初(约618年),原始纸币雏形的使用者、唐初大将军尉迟敬德墨书纸上的“帖”当时已具备了三大基本要素,“金额、发帖人、发帖时间”,虽然,我们还不能称它是完全意义上的纸币。但我们从《逸史》的记载中可感悟到,墨书“帖”的支付行为,在唐朝的社会生活中,一定的范围内已被唐人所接受。社会生活中往往是特殊现象始终存在于普遍规律之中,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逸史》里尉迟敬德、书生与守库金甲人三者间自始至终的行为中最核心、最突出表现出的是一种“信用”行为。尉迟敬德的墨书,守钱库者“信”了,书写的纸“帖”就管用,就产生了一种支付行为。不信,这就是一张废纸。纸币本身只是货币符号,不具备价值,“信用”是纸币的灵魂,是“信用”赋予了纸币支付流通的作用,使其产生支付、流通、购买力。

  这段发生在晋东南纸币雏形的描述,我们不能仅仅看作是尉迟这个人物的个体行为,时间到了唐朝中期,商界、官方、富家人的墨书钱“帖”,已发展成为普遍的一种“信用”行为,民间百姓、特别是商人广为认可。稍后一个时期,唐人将书“帖”的形式又发展、演变为“飞钱”。这从以下有关唐朝“飞钱”中能得到一些认识。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句一千多年前唐人的诗句,我们在品味诗篇的同时,不禁要问:古人腰缠十万贯,还能骑鹤上扬州?一贯钱十斤,那么十万贯是多少斤?这么多的铜钱如何缠在腰间?甭说十万贯,十贯钱缠在腰间都行走困难,骑鹤上扬州更无从谈起。照常规,今人读到它时往往只能把它简单译成或理解为作者的浪漫想象力,但如果我们了解唐朝时期货币支付流通的一些历史背景,了解了唐“飞钱”的使用,就会发现这句诗不仅仅有它浪漫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帮我们记录下了千余年前我国唐朝纸质货币雏形“飞钱”诞生的过程,真正实现了唐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货币流通梦想。

  唐中期,经营飞钱的有商人、有衙门、有富人。那时,各道的地方衙门在京师都有类似办事处的部门,叫进奏院。与朝廷联络少不了用钱。而在京的外地商人们将商品卖出后,笨重的钱币不便携带回乡,也可将货款交给他本地方的进奏院,进奏院发行一张票券,墨书货款金额,票券分成两半,一半商人手持,一半寄回家乡本道;商人回到本道的时候,合券无误,就可领回自己的货款。无论多少贯的货款,在这里也就是几张纸的重量。这也就实现了唐诗中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货币流通梦想。这种纸币的雏形现象,其实质就是“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见《新唐书·食货志》)从“飞钱”的身世,我们似乎觉得这种商品经济行为与尉迟敬德墨书钱“帖”如出一辙,讲的都是一种“信用”行为,或者说就是“墨书钱‘帖’”的继承、延续和发展。

  我国著名钱币学家彭信威先生在其《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将发生在唐朝经济社会里尉迟敬德的这种墨书“帖”的行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支票”。也就是异地支取钱币的票据。他将“飞钱”认定为我国最早的“汇票”。总之,都是我国纸币的最早雏形。

  纸币发行机构“潞州交子务”

  如果说唐朝的“帖”、“飞钱”,只是我国纸币的雏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纸币的话。那么,到了北宋时期交子的出现,纸币就已相当完善了,“帖”、“飞钱”、“交子”之间是一个传承与跃变的过程。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北宋的官方纸币交子务最先在我国的四川益州设立,这之前,数十商户联合发行的私交子在民间已流通了一个时期,由于私交子的信誉发生问题,一度曾在社会生活的贸易中泛滥、贬值,直到停止使用。宋天圣元年(1023年),当朝廷重整旗鼓设立官交子务,再度发行纸币时,不远千里到四川处理这件事的却是一位来自河东路(今山西南部)的理财者薛田。这不是巧合,朝廷很明白河东地区自古就出善于理财的人物,早在春秋时,就有靠贩盐致富的大商人猗顿,从商人辈出的河东路选拔人才,出任四川的“知益州”,发行交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河东人薛田主持的四川交子,推行40多年后,北宋时期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八年内,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先后实施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任朝廷参知政事(副宰相)、制置三司条例司主持时,曾上疏宋神宗在河东潞州(今山西长治市)设置“潞州交子务”,在我国北方地区推行交子的发行流通。“潞州交子务”的运行,应该说是纸币在晋东南由“雏形”到“成熟”的大飞跃。那么,为何要选在潞州建“交子务”呢?

  晋东南有着丰富的铁资源,素有“千里铁府”之称。铸造铁钱的历史同样悠久,从汉朝到宋代,此地铸币不断。北宋时期,河东为铁钱的主要行用区域,范围包括并、代、忻、汾、辽、潞、泽、晋、绛、慈、隰、石、岚、宪、丰、麟等十七州和平定、火山、定羌、宁化、岢岚、威胜等六军以及永利、大通两处铸钱监。当时,这些地区的人们公私交易多用铁钱,小笔买卖还行,若遇大宗生意,深感铁钱笨重。宋人李攸《宋朝事实》有载:“小钱每十贯有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三五贯铁钱就难以流通提携。”冶铸铁钱、行用铁钱给河东商业贸易带来诸多不便,百姓叫苦不迭,商品贸易与货币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河东流通铁钱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由一位时任秦凤路安抚副使官员高遵裕上奏王安石主持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同时高遵裕提出了解决铁钱流通劳苦的办法“乞置交子务”发行交子。王安石随即奏报神宗皇帝:“交子之法,行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官私苦运铁钱劳费,请行交子之法,乃令转运司举官置务。”神宗很快从之。“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诏置交子务于潞州”。(《群书考索后集卷62》)

  北宋政权将全国性的纸币交子发行机构设在潞州,目的很明确,其纸币推行范围不仅仅只限于潞州,更主要的是河东路及北方部分相邻的“诸路”地区。潞州东邻邯郸,西接平阳(临汾)达长安(西安),北经威胜军(沁县)可低河东路路治并州府(太原),南出泽州(晋城)可达京都汴梁城(开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有“得上党(潞州)者得天下”之称。这里冶铁、采煤、制陶、贩盐、织丝等商品经济异常繁荣,是四通八达的贸易“口岸”,也是宋朝廷“入中法”的实施地区。宋朝《梦梁录》和《东京梦华录》在描述到当时“城市”贸易繁盛状况时写道:“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金银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其盛可知。”但随之而来的是,反反复复的贸易,沉重的铁钱,导致河东百姓苦不堪言,铁钱的笨重成为河东贸易发展的“瓶颈”。解决大宗贸易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是朝廷在潞州设立交子务的关键。

  据《潞州志·公署》考证,宋时的潞州交子务务址在潞州州治内,因有交子的发行,此地在志书中就有了“子城”的称谓。具体位置是现存的上党门北隅。所谓“务”是宋代官设贸易机关和场所。交子务为熙宁十年以前潞州盐务、铁务、酒务、茶务、税务等六务之一。

  置潞州交子务的事宜具体由当时的河东转运使刘庠操办。潞州交子发行流通后的熙宁三年(1070年)七月初,转运使刘庠突然上书朝廷:“交子法行,商贾不肯中纳粮草,不惟有害边谷,亦恐盐矾不售”。(《潞州志》)请求朝廷停办潞州交子。这年七月初十日,潞州交子务遂奏罢之。

  潞州交子务,如此全国性的机构为何旋置旋罢?从我们掌握的史料研究发现,一是转运使刘庠上书朝廷的理由,百姓对纸币新的支付形式认知程度还远远不够,广泛流通的大环境还不具备,所以,他们不肯将粮草卖给朝廷、不肯出售盐矾,总认为交子不是现款,不如金属钱币的信誉度高。其二,对朝廷来讲,潞州交子务只是一个纸币发行的试点,在北方河东路的广大地区首次发行纸币情况如何,朝廷也没有经验。潞州交子务成功了就办下去,不便,就停发,对全国来讲不会形成大碍。另外,最关键的一点是新法改革派王安石同新法反对派领袖人物司马光为代表之间的斗争因素。

  转运使刘庠是新法的反对派,同王安石的思想观念大相径庭。明《山西通志》曾有这样的记述:“刘庠以论新法违背王安石;不顾铁钱之劳费,计一路之产,铁利为富足,请恢复旧冶,继续鼓铸铁钱”。王安石极力推行新法,力图使纸币交子不仅仅在四川能够流通,更想让“受劳费之苦”的河东等地区也能行用。但熙宁三年已升为宰相的王安石身在朝廷,国事缠身,加之反对派作梗,就草草地将潞州交子务奏罢。另外,此时的王安石货币思想较前期也有所波动,他对神宗提出:“交子事,诚如陛下言,行之非得已。然陛下宜深思,财用不足,人材未有足赖者,于边事姑务静重而已。”(见《续资治通鉴长编221卷》)

  王安石一语道破推行交子必须有的条件,这就是国家财力和选好人才。像河东转运使刘庠这样的“人才未有足赖者”,是不能再用他做推广纸币交子了。

  潞州交子印版考

  1935年,在日本出版的《东亚钱志》上披露一枚青铜印版,据称,收藏此版的是“田中清岳堂”。铜版竖五寸二分,幅二寸。版面有边沿线,上绘“十枚制钱”,中写“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下画“屋木人物”,是“传世绝少之物”。该印版的出现,在我国引起极大反响。不久,中国著名钱币学家王荫嘉在《泉币》第九期称其为宋朝“交子”;著名钱币专家彭信威著的《中国货币史》(1954年版)称其为“官交子”;《中国古钞图集》(1987年)称“此版系于宋”。

  据传,该铜质印版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发现于山西境内,并流入古玩界,后因战乱流失国外。我国国内目前仅存原版拓片。从考证、研究拓片实物看,笔者认为它应该是宋时的潞州交子印版。

  第一,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中讲“官交子的形制,大概和私交子差不多”。他的依据是宋朝的交子发行人转运使薛田在上报朝廷奏文中说:“其交子一依来自百姓出给者宽窄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官私交子既然“差不多”,那么,确定它们的设计风格和形制就成为确定是否“交子”的重要依据。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有对交子的详细描述:“诸豪以时聚首,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街市交易。”这枚印版上“十枚制钱”、“屋木人物”、“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的图案、文字已说明它是符合这些情况的。特别是印版中“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的文字,为我们确定了印版的时代和面额。据《宋史》载:“宋太宗时,官方正式规定公私出入,一律都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七十七文为一陌”。这一段史料证明交子印版的时代当为宋朝初中期,因为历史上只在这一段时期使用这样的币制换算标准。依此史料计算,七十七文为一陌,七百七十文为一贯,那么交子票面上的七百七十陌即应该为“十贯”。确定其面额为“十贯”,还有一处来自该铜版自身图案“十贯制钱”的佐证。印版上的“十个制钱图案”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单独个体制钱的平面设计,而是,古人力图对一贯贯制钱,摞成十摞后的一个俯视效果展示。纸币这种用“钱币图案来展示纸币票面面额”的设计风格,在元、明两朝的纸币实物中就可得到印证,只是,元、明两朝纸币上的一贯贯的制钱图案由早期交子的“俯视图”改成“正视图”罢了。

  第二,在考证了此印版为宋交子版后,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它是哪里使用的交子版?在印版中间有一段清楚的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等字样。“除四川外”很明确的规定,此交子不能在四川流通。因为四川有它的发行机构“益州交子务”。而潞州交子务在全国来讲,成立时间仅次于四川益州交子务,两处官方交子务,一处在西南益州,1023年设置;一处在北方潞州,1069年设置。除此全国在这一时段里没有相同性质的纸币发行机构。即便是这之后朝廷在别处设置的纸币机构,因时间的不同、币制的不同、环境的不同等诸多因素的改变,已不具备李攸在《宋朝事实》所讲的宋朝初期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的形制风格,而且制钱的“省陌”制度也有所变化;这就否定了该印版是后期纸币印版的可能。那么“除四川外”,能用此版印刷纸币的地方也只有北方的河东路潞州及与其相关的“诸路州县”了。

  第三,这枚发现的惟一交子铜质印版,据传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山西,后来因战乱流入日本。这说明,当时印版的使用地在北方山西,而非南方,更非西南之四川。

  第四,潞州冶铁所铸钱币,是在整个河东多个州县流通的,是铁钱的主要铸造地和流通区。铁钱笨重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影响到了整个河东地区及周边的商品贸易和经济发展。所以说,朝廷有在此发行交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有了潞州纸币上特别印制的“许于诸路州县行使”的文字说明。

  宋朝纸币交子分界发行,实足两年为一界,界满换发新交子。每界最高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准备金三十六万贯。潞州交子务熙宁二年设置,熙宁三年奏罢,时间仅一年,潞州交子看来只发行了一界,一百多万贯,就退出了货币历史舞台,成为新法改革派与反对派斗争的牺牲品。

  “贞衤右宝券”中的“壹拾贯”

  无独有偶,历史进入金代,由草原来到中原的金朝廷,认识到游牧经济必须融于中原经济之中方能维护其统治,认识到发行纸币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在金贞衤右三年(1215年),发行的金“贞衤右宝券”纸币中,政府同样没有忘记有发行纸币基础的潞州。一枚面额“壹拾贯”流通地区很广的纸币,有五个流通地方的署名合同,其中就有“潞州合同”,这并非金朝廷偶然为之,其中能说明,一是金朝廷的财政主管非常清楚潞州从唐宋就有了发行纸币的基础,二是潞州繁荣的经济、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金朝廷同样了如指掌;三是历史的传承性,金朝廷要继续发扬光大潞州发行纸币的传统。四、金朝廷同样在潞州设立了签署合同的纸币发行机构。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纸质货币的产生、演变、发展历程同其它事物一样,也不是一朝一代一蹴而就的事。

  “帖”的萌发、“飞钱”的出现、“交子”的官办,从唐宋金三朝纸币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初步看到了纸币的发展脉落,看到了纸币初始晋东南。特别是宋潞州交子的发行,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它的发行流通,在以后的岁月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作用,正是有了晋东南唐宋金发行纸币的基础,纸币在社会商品贸易中、在商人中一步步得到认可,最重要的是在山西商人中得到广为认可的同时,到了明末清初,山西票号商人使用的异地间汇兑的“汇票”,做到了“汇通天下”“便商利民”;银号、钱庄商人发行的“钱票”“钱帖”,仍留有唐朝墨书遗风。

  
  

评论区查看所有评论

用户名: 密码: 5秒注册